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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聚光灯下的中邦公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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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国家的每一秒钟都有数不清的故事发生,有些很微小,有些很遥远,但它们却可能与你我相关。

  比如在天山的高寒地带,一只“伊犁鼠兔”正警觉地从岩石缝中探出脑袋,一旁的红外相机被触发,20年来首次捕捉到这一物种的活动影像。这种呆萌的小动物长着一张“泰迪脸”,数量比雪豹还要稀少。大部分时候,针对它们的研究和保护工作,都由一支科研团队义务开展。

  在内蒙古西北端,巴丹吉林沙漠的南沿,一棵刚刚栽下的梭梭树正奋力把根系扎进沙层。和上千万棵同伴一起,它们将阻挡南下的沙漠,确保华北,乃至更远的地区免受风沙侵袭。

  长江之夜,一艘马力全开的快艇正在追赶盗捕的渔船。快艇上的巡江队员常年游弋在这片水域,守护已经濒临灭绝的江豚。再向南,在某条薄雾笼罩的山路上,一个年轻人正艰难行进,还差1公里就要抵达前方的村庄。他的背包里塞满精心挑选的图书,那是山里孩子了解世界的窗口。

  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公益行动。它们存在于政府和市场力量暂时无法完全顾及的角落,填补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缝隙。它们的长期运转依靠公众支持,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因为种种误解和沟通渠道的缺失,公益与公众相隔甚远。

  如今,互联网正在缩短这种距离。不管是被伊犁鼠兔“萌化”,还是担忧某天黄沙会遮蔽头顶的蓝天,人们只要打开手机,就可以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找到众多与之相关的行动者。他们在平台上集中亮相,拥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空间。人们作出判断后,只需要在屏幕上点下支付键,就能以“捐助人”的身份参与到公益行动中。

  一个北京小伙为保护伊犁鼠兔的项目捐了20元钱,他没法凑到天山的岩石缝边,去观察鼠兔的生存近况。而想要一窥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日常,“99公益日”就是一条位置绝佳的“岩缝”。

  每年9月,中国的互联网公益都会进入“超频模式”。两大平台都选择在9月“造节”,7日-9日是腾讯的“99公益日”,5日-11日是阿里巴巴的“9.5公益周”。

  今年的“99公益日”,创下了“捐款人次超过4800万、公众捐款共17.8亿元”的新纪录,这两项数据都几乎是去年的两倍。数字背后,有商场展板前嗓音沙哑的劝募志愿者,公益机构里累到横七竖八躺在沙发上的年轻员工,还有腾讯公益的35个工位旁12张余温未散的行军床。

  如果考虑“单人多次捐赠”,这场几乎耗尽各方力气和资源的盛典,成绩要打个折扣。对中国超过11亿移动互联网网民来说,公益这个值得被寄予无数期待的社会治理方式,仍然是个小众议题。无论是平台方,还是公益机构,前方依然道阻且长。

 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,让中国民间力量集中爆发,几乎每个人都想为救灾做点事。有人连夜直奔灾区参与救援,用最朴素的方式阐释公益。更多人选择捐款,就连小学生都在操场上排起长队,等待捐出自己的零花钱。

  当时的捐赠渠道,要么是摆在单位门口和学校操场主席台上的捐款箱,要么是一个银行账号,捐款人需要到银行,给公益机构转账。

  事实上,地震发生后,各大“中”字头公募基金会都公布了募捐账号,但等到下午5点50分,汶川地震被确认为7.8级特大地震时,银行已经下班了。

  公众的捐款成本过高,又受到公募资格限制,中国民间公益力量当时处境尴尬:大部分时候只能依靠政府购买服务,或者接受少数“金主”的大额捐赠来维持运转——它们源自草根,却与公众相距甚远。

  罗亚君熟悉这种感觉。由她担任秘书长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(下称“抗战老兵基金”)在2013年成立,第一个月只收到了58人捐出的5.4万多元,其中大部分都来自“熟人”。基金的前身是一家关爱老兵的网站,已经助养的老兵超过1000人,每月的生活费就要50万元。

  “那时都是‘刷脸公益’,很多人捐款是‘卖个面子’。”罗亚君回忆,基金成立初期,钱是最现实的问题,“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活下去”。

  他们只能靠成立机构必需的200万元注册资金,来给受助老兵发放生活费。这些钱全部来自同一家企业的捐助。

  抗战老兵基金成立的第二年,微信支付上线,人们开始习惯不带钱包的生活。罗亚君尝试把老兵项目放到互联网公益平台上,当年就筹得718万元,几十万条捐赠信息多到“一箱A4纸都打印不完”。

  那个当年能直接影响他们生死的企业,这一年捐了90万元。只不过,一切都不一样了,这种他们曾经最担心的“不稳定因素”,此时已经不再至关重要。

  这一年,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共筹得4.28亿元,只是全国1042亿元总捐赠量的零头。和关爱抗战老兵一样,一些小众项目在传统公益圈难以得到关注,虽然1000亿元与他们无关,但那4亿元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,让他们能继续深入重大议题之外的、更广泛、更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细节。

  成立之初,腾讯公益的目标也是“解决公益机构最迫切的需求”,把帮助筹款作为平台最重要的功能。

  2015年第一个“99公益日”,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(下称腾讯基金会)拿出1亿元,按1∶1的比例“配捐”——网友捐出一份善款,腾讯会以相同的金额帮网友再捐一份。

  配捐激励效果十分明显,3天内筹得的公众善款,超过腾讯公益2014年全年的总善款额。一些公益机构的“迫切需求”解决了,3天几乎完成了全年的筹款目标。

  看起来是多方共赢的局面,还是出现了主办方意料之外的状况。一位参与过当年“99公益日”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记得,活动零点启动,天还未亮,第一天的配捐额就要分发殆尽——夜晚人们大多都在熟睡,不可能打开手机捐款,配捐是被公益机构自己“刷”完的。

  随后,媒体报道部分公益机构“套捐”“机器刷捐”,他们用个人甚至是借来的钱,在平台上捐给自己的项目,套取腾讯的配捐,把“公益日”变成“抢钱节”。

  “不要觉得在做好事,就可以超越一切,最终让组织里一群有价值、有理想的人失去信念。”广州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(下称“满天星”)创始人梁海光见识过很多“走火入魔”的同行,“钱得了,人心没了。”

  到了第二个“99公益日”,腾讯公益设置了单笔配捐不超过999元、刷捐判定等机制。这一年,“套捐”“刷捐”被基本遏制,但被互联网冲刷两年后,一些公益机构已经深谙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——“苦、穷、惨”的故事最能让公众慷慨解囊,即使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残酷,但公益项目的图片、标题,以及故事的叙述方式可以追求更煽情。

  客观上,提高筹款效率能更好地帮助受助人,但目的正义、手段不正义的风气对行业的伤害已经初显端倪,“比惨”正逐渐成为公益机构的核心能力之一。一些理性的公益人士担心,劣币驱逐良币,会让真正专业的公益机构失去机会。

  尝尽技术红利的互联网公司,信奉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道理。但这一次,腾讯公益开始思考,缺少价值主张的技术,好的愿望也可能造成可怕的事。

  那届“99公益日”后,他们尝试寻找答案:在公益领域,比高效更值得倡导的,是专业性。

  “一个公益项目能吸引多少善款,最重要的是什么?”在一场腾讯公益的内部会议上,这个问题被抛在所有人面前。

  “最开始我们想催泪指数、感人指数还是明星推广带动效应,最后分析所有因素后,得出的答案是透明度。”在2017年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,腾讯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对场下的听众说。

  2017年第3个“99公益日”前,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“透明化组件”。在此之前,人们在朋友圈打开公益项目的链接后,只能看到项目介绍里各种感人的故事。这一次,项目的善款执行进度和支出明细也出现在产品里。

  这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账目,给公益机构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。很多机构没有专业的财务人员,大家最重要的事是把受助人服务做好,记账只是个边缘工作。腾讯公益要求提供各种明细和汇总时,他们只能对着堆满抽屉的票据,艰难地寻找头绪。

  “我们第一年都做怕了。”梁海光回忆当时的情况。平台要账目后,大到每次物资采购,小到工作人员出差的火车票,都需要整理。机构人员忙不过来,只能临时招实习生帮忙拍照、扫描,最后上传,“一个星期都在搞这个事情,最后才赶上了公益日”。

  那段时间,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“电话经常被打爆”,全是“马上要疯了”的公益伙伴们的吐槽。她总是笑着解释,非常理解大伙儿的“不适应”,“但这是件好事,不是吗?”

  在公益项目的页面上,与项目介绍里图文并茂的感人故事相比,这些财务数字不带任何感情。有人很容易就忽略它,也有人在这里停下来,重新思考是否要点下捐赠按钮。

  “公众看到透明组件,可能会觉得不怎么样。你可以不支持,但是过去这是个黑箱子,你无法判断公益组织到底怎么样。”孙懿告诉记者,“最后的结果就是,优秀的公益组织被耽误,差的公益组织也没有被淘汰。”

  透明化组件上线的第二年,平台找到德勤(全球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),一起给公益机构设计了一个更简单、友好的财务披露模板。机构只需要输入相应的数据,很多账目就会自动计算出来。

  这一年,定期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披露财务,已经成为不少公益机构的日常。梁海光决定招聘一个专业的会计,把更细致的财务公示在平台上。

  机构透明化的成本降低后,“99公益日”的门槛开始抬高。2018年,因为达不到“财披”要求,或者年审报告不合格,1000多个项目被拒之门外。

  “已经那么苦了,为什么还要求那么多?”梁海光经常在微信群里看到同行抱怨。

  做了10年公益,梁海光能感觉到,“干这行不容易”是中国公益圈里最容易找到共鸣的情绪之一。这个群体里的很多人都有过几乎相同的经历:因为一些偶然的人生际遇,受到感染后,被使命感推进公益圈。

  梁海光出生在农村,童年时父亲早逝,他跟着母亲搬到城市。他说当时家旁边的一个图书馆,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后来他辞掉工作创立“满天星”,专注推广农村儿童阅读。

  名牌大学毕业的罗亚君本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,但大三暑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决定却成了拐点。那时她跟着一个纪录片团队拍摄抗战老兵,看到一个个曾经的“民族脊梁”,在被人遗忘中潦倒凋零,就“陷了进去,再也没出来”。

  他们都会直接面对受助人,然后埋头做事,没空抬头张望行业。就像当年驱动着罗亚君的“老兵在风中,我们在路上”的口号一样,这种紧迫感让她无法停下脚步,否则便“心存愧疚”。

  老兵网网站会员最多时有4万多名,大多是全国各地的志愿者。这样一个完全因为志趣聚集,凭激情做事的“兴趣社群”,最开始帮助了不少老兵,并且效率极高。

  “有时半夜某个老兵需要紧急救助,志愿者给论坛版主打个电话,钱很快就到位。”罗亚君回忆。

  因为从没做过“筹款预算”,网站每年接受的“善款”都很充裕。在善款使用上,也是总负责人说了算。“有时一晚上拨出几十万元”,一位网站创始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
  网站对“财务披露”没有明确的规定,全靠志愿者自觉。每次给老兵发放完助养金后,志愿者就会把回执单晒在论坛,但单据延发,甚至不发的情况也时常发生。

  罗亚君记得,当时一个女明星给网站捐了80万元,想要一张收据。因为从没开过“筹款”收据,网站在深圳的志愿者只能去文具店现买了一本。开完后,在场的20多个志愿者又不知道该签谁的名字,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

  各种问题不断出现,几个创办网站的昔日好友,也因为理念分歧,闹到同处一间办公室却互相不说话。最终,这个曾经以光辉形象示人、因民族大义而备受志愿者拥护的明星草根组织,因为一场内讧,以几近闹剧的方式走向了分裂。

  “必须专业化运营。”坐在已经更名的办公室里,经历了整个过程的罗亚君语气坚定。

  从中国民间公益起步的2008年开始,有太多草根组织走过“老兵网”的路。直到现在,在中国公益领域,“草根”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。

  如今,互联网公益为草根组织提供了另一种发展途径,也降低了组织专业性建设的成本。梁海光的微信群里对平台方“要求太多”的抱怨,正变得越来越少。

  “很多连发票都贴不好的公益机构,还自诩草根组织,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。”梁海光说,“好像草根就代表着民间力量,但草根更应该代表生命力。”

  他说“满天星”曾经也很草根,但“慢慢脱离草根,成为一个专业机构,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”。

  “满天星”从成立之初就坚持做第三方年度审计,那时梁海光只是把审计报告挂到官网上。他没想过谁会专门跑到一个小机构的网站,去翻里面的表格和数据。

  他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对方是个企业老板,表示要连续3年给“满天星”捐一笔数额不小的钱。这个老板语气笃定,说自己每年都会看“满天星”的年审报告,“做得很好”——这是他决定捐款的最大动因。

  “其实有一些东西,现在表面上看可能转化率很低,但是做和没做真的有差别。”梁海光说。

  罗亚君现在几乎没有漏掉过一张发票,它们在腾讯公益平台上,随时供任何人查看。她还坚持让一线的志愿者写项目执行情况,然后发现,每次在平台上向公众反馈一次项目执行的长进展后,抗战老兵基金的捐款曲线就会出现一次小波峰,那是来自数十万网友的“至少10万元的复捐”。

  那还是QQ时代,“QQ农场”里有一种只有开通月捐才会送的“爱心果”。一个用户只为种出别人农场里没有的菜,按提示开通了月捐。她根本没有在意每月自动扣除的10元钱,到底去了哪里。

  到第三个月时,她在平台上留言,嘲笑自己是个“傻子”,每月花10元买6个虚拟的种子。但这个时候,她收到了公益机构发来的善款执行反馈,看到一个贫困孤儿能够安心上学,其中就有她每月10元的贡献。

  “10元也就是两听饮料的钱,但却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”这个用户在接受回访时告诉孙意懿。

  现在,这个曾经花钱买虚拟种子的“傻子”,已经成为腾讯公益上一位稳定的月捐人。

  2015年之前,因为没有公募资格,大部分民间公益机构的筹款都被限制在小圈子里。

  “像卖保险的一样,把身边人搜刮了一遍又一遍。”梁海光回忆当时的劝募经历,然后扯动嘴角,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。

  在中国,像“满天星”这样的“社会服务机构”还有39万个,而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只有1600多家。

  根据慈善法规定,不管是“满天星”,还是抗战老兵基金,他们必须和公募基金会合作,才能在公开渠道筹集善款。但在“99公益日”出现前,这种合作鲜有发生,双方就像处在两条平行线上,很难找到交点。

  现在,打开腾讯公益平台,人们会发现这两种机构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起:项目由民间公益机构发起、执行,公募基金会负责接受捐款,并且对项目审核监督。

  在今年的99公益日期间,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(下称妇基会)下“挂靠”了130多个民间公益组织的项目。就在5年前,这个数据还是个位数。

  资助项目部负责人赵光峰告诉记者,作为全国妇联发起的老牌基金会,很长一段时间内,妇基会90%的善款都来自各大国企和外企的捐赠,“比较稳定”。

  妇基会平时的主要工作是运营一些自有的公益项目。这些项目往往都是委托基层妇联执行,可妇联日常要承担很多繁琐的工作,本身又不是专业的公益机构,“尽管他们很努力,但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。”

  “那时妇基会按部就班地把自己的几个项目做好就行,很少跟民间公益组织打交道。”赵光峰告诉记者。

  梁海光还记得,“满天星”成立早期,因为缺钱,他“硬着头皮”找到了一家公募基金会。他摊开精心准备的合作方案,对方却回应他一个“大爷一样的态度”,希望瞬间落空。

  抗战老兵基金当年也是通过一个在公募基金会任理事的熟人,才获得一个宝贵的“专项基金”挂靠名额。

  再到后来,互联网就铺天盖地来了。它的强大之处在于,身处这个时代,没有人能够真正忽略它。

  在互联网公益兴起之初,妇基会曾把自己的项目放到过腾讯公益平台。赵光峰坦承,那时很多“中”字头的公募基金会,都在互联网上“投资”自己的影响力。妇基会最开始“触网”的动力,很大程度上是“看到同行都在做,我们也不能落下”。

  直到2015年“99公益日”前,腾讯公益忽然找到妇基会,告诉他们很多专注家庭领域的公益机构,“做得很好,但是一直缺少基金会支持”。然后提议,双方可以合作,“在平台上试试”。

  当时已经成立接近30年的妇基会,也一直想要“延伸手臂”,让更多群体受益,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契机。

  “不能仅仅依托妇联,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”赵光峰也清楚,比起妇联,律师和心理咨询师在家暴问题上更有发言权。一个为乡村女教师妈妈筛查乳腺癌的项目,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组织显然能做得更细致全面。

  不管是平台方,还是基金会内部的管理制度,都对项目能否上线有着严格的规定。

  “先是项目对接人初审,从项目执行机构的年审报告是否合格,执行能力够不够,到预算合不合规,住宿有没有超标,全要仔细核对。”赵光峰语速加快,“初审之后再由部门负责人审,最后还要部门间互审。”

  每个项目都要经过“三审”流程,结果第一年就有100多个项目涌了进来,到2017年“99公益日”时,妇基会下“挂靠”的项目已经有255个。

  实际上,与民间公益组织“联合劝募”5年来,妇基会从互联网公益筹来的善款只占总筹款额的20%左右,国企和外企的捐赠还是那块最大的蛋糕。

  “这20%的筹款,花费了我们200%的力气。”赵光峰笑笑说,这5年妇基会的员工从40多人,扩充到现在的70多人,“很大一部分全是为了互联网公益”。

  已经在妇基会工作了13年的赵光峰,原本过着相对清闲的生活,人到中年却忽然忙碌起来。不过,他说自己享受这种状态,让他更能体会“公益人”的感觉。

  “大家就觉得痛并快乐,结识那么多优秀的伙伴,又能够让更多人受益,还是挺有意义的事情。”赵光峰说。

  去年,赵光峰负责的一个名叫“超仁妈妈”的项目获得了“中华慈善奖”。项目主要是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女性带头人提供支持,一个山东的妈妈被推荐到“木兰学院”,在北大与国内顶级的女性商业领袖一起上课,学习最先进的组织、财务管理。还有些妈妈会得到出国交流的机会,参加各种女性论坛,从中汲取营养。

  “中国的民间公益不容易,尤其是女性带头的公益组织更不容易。”赵光峰感叹,“作为全国最大的服务女性和家庭的基金会,我们有责任支持这些女性去发展自己的公益事业。”

  对赵光峰来说,不管他有没有察觉,公益进入互联网时代后,他的公益观念已经发生转变。那些像妇基会一样的“官办”基金会,也从过去身处金字塔尖,转变成为底层提供支持的“服务者”。

  现在,与公募基金会接触时,梁海光再也没有遭遇过“大爷脸”,反而是对方变得积极起来。曾经最高占善款10%的管理费,一路降到免费。之前需要1年才能拨付的善款,现在不用催,1个月内就会出现在机构账户里。

  比之前好打交道的还有企业。虽然中国企业每年捐出的善款,都占全国总捐赠额的七成左右,但是这些钱一般都与小型公益组织无关。企业出于品牌传播考虑,很难与缺少影响力的小机构合作。

  梁海光也找过企业“谈协议”,但很少成功。情况在“99公益日”诞生后开始变化,微信每年都会给“公益日”投入流量资源,再加上腾讯品牌背书,企业只要能参加这场“狂欢”,把自己的Logo和腾讯基金会放在一起,公益组织大小对他们来说就不再重要了。

  2017年达到峰值后,妇基会的“挂靠”项目数量已经连续两年下降。到今年“99公益日”时,项目数量比起2017年已经下降超过一半,只有132个。

  一些运行超过1年的项目,一直没有执行报告,在审核时被拒之门外。除了常规的监督审查外,妇基会还会对项目做“延伸审计”,“看看他们项目做得扎不扎实”。

  “我们现在不追求认领多少个项目、跟多少家NGO合作,我们现在追求受益人效果。”赵光峰告诉记者。

  他经常遇到“看起来设计得很好”的项目,筹款也很顺利,但却一直拿不出结项报告。原因往往并不是公益组织“私吞”了这笔钱,而是他们的执行能力不够,“钱拿到了,却没能力办事”。

  事实上,很多民间公益组织都被这个问题困扰:就算是凭透明的财务披露筹到了钱,能不能把项目执行好,怎么才算好?

  在国外,公益行业有很多第三方评估机构,他们会对公益项目的执行效果做独立、专业的评估。但在国内,这个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
  “公益组织的目的不是筹钱,而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。”梁海光说,“专业地、有效地花钱,比挣钱难多了。”

 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,儿童阅读推广的项目有几十个,大部分页面都做得很精良。如果不够仔细,用户很容易就会忽略那个“隐蔽”的“财务披露”入口。没有人知道,到底有多少人错过了“满天星”连办公室水电费都晒出来的发票。

  “如果用户看不出项目间有什么区别,那就说明平台做得还不够好。”孙懿坦言,“我们提供的信息应该支撑用户作出判断。”

  在某种程度上,这个目前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,它的每一处设计细节,都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公益事业航向的微风。

  已经过去的每一年,“99公益日”的数据都会再创新高,人们看到的只有互联网公益越来越高的成就。今年的“99公益日”,最后一天下午,腾讯公益内部拉了一个微信群,名字叫“冰山下的透明探索”。

  “公益现象和数据的背后,如何保持持续的常态才是重要的。”在今年“99公益日”的启动仪式上,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、腾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陈一丹说,“冰山下的状况,慈善组织、公益平台更要关注。”

  腾讯公益高级产品经理余和谦正在测试的新产品里,组织负责人也要“透明”:为什么要做公益,做过哪些公益,这些同样重要。打开项目页面,用户看到的不再只是项目介绍,还要有项目执行效果介绍等。

  这些还躺在余和谦手机里的新功能,都有机会成为公众选择为哪个公益项目捐款的依据。但至少在目前,腾讯公益每天的“极热榜”,捐赠额前3名几乎还是医疗救助类项目。它们的图片也出奇地相似,总是戴着口罩、闭着眼躺在病床上的孩子。

  “这些孩子确实需要紧急救助,但我们担心的是,这些捐款里掺杂了多少冲动成分。”孙懿说。

  去年,平台推出了“冷静器”,试图“阻止”用户捐款——在支付前的一步,平台会强制弹出一个窗口,简单列举项目的“透明”信息,让用户选择是否继续。

  余和谦也很难说清,这个一闪而过的提示到底对“理性捐赠”起了多大作用。这个曾经做过证券和互联网产品经理的“老鸟”,仍然被这个功能刷新认知:从前,他最关心的就是用户量、日活跃用户量等数据。现在,他的工作却与这些数据无关,甚至要抑制它们的上升。

  “从‘冷静器’开始,平台的思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,不再追求量,而是理性、价值。”余和谦告诉记者。

  公益像是社会的一根杠杆,可以把微小的力量聚在一起解决大的社会问题。不管是急需救助的儿童,还是即将灭绝的江豚,或者是一项值得期待的科学研究,都值得人们关心。

  “每个人都有自己关注的领域,很多都会有自己固定捐赠的公益组织。”余和谦回忆,“组织的专业能力怎么样,创始人是什么背景,有什么样的故事,他们讲这些时很自信。”

  今年的“99公益日”,腾讯没有提高配捐金额,还是和去年一样的3.9999亿元。因为捐赠人次上升,平均配捐比例从2015年的1∶1,下降到了1∶0.2。

  “辛苦准备了这么久,就配这么点钱,以后还怎么玩?”9月7日那天,梁海光所在的微信群里,有同行抱怨,“要不是我们这么辛苦劝募,腾讯公益能有今天?”

  梁海光没有在群里发言,“满天星”和这些同行一样,为了公益日,员工加班熬夜,辛苦抢到的配捐也少得可怜。

  “捐款人变多,配捐不可能一直提高,这可能成为以后的常态。”当天晚上,他在一篇观察文章里写道,“通过这个平台,我们与公募方、企业,还有潜在捐赠人的连接成本都变低了,这值得珍惜。趁着这样一个‘节日’,把精力放在与公众连接上,这才是‘99公益日’的意义。”

  也有不少同行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在梁海光的朋友圈里,一些同行已经不再像往年那样喊人捐钱,而是把文案换成了“转发也是爱”。

  “不管是平台、公募方,还是公益机构,行业的生态需要大家共建。”孙懿说,“哪方没有做好,都会成为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。”

  民间公益起步的2008年,中国的捐赠额是1070亿元。到2018年,这个数据上升到1600亿元。而这11年间,中国的GDP增长了3倍。很显然,公益事业的发展速度并不乐观。

  可不管它跑快跑慢,那些相信世界会变好的人们,总是会对这项事业怀有期待。就像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某个项目下1分、1角或者1元的捐赠记录一样,每秒钟都在刷新。

  这个国家的每一秒钟都有数不清的故事发生,有些很微小,有些很遥远,但它们却可能与你我相关。

  比如在天山的高寒地带,一只“伊犁鼠兔”正警觉地从岩石缝中探出脑袋,一旁的红外相机被触发,20年来首次捕捉到这一物种的活动影像。这种呆萌的小动物长着一张“泰迪脸”,数量比雪豹还要稀少。大部分时候,针对它们的研究和保护工作,都由一支科研团队义务开展。

  在内蒙古西北端,巴丹吉林沙漠的南沿,一棵刚刚栽下的梭梭树正奋力把根系扎进沙层。和上千万棵同伴一起,它们将阻挡南下的沙漠,确保华北,乃至更远的地区免受风沙侵袭。

  长江之夜,一艘马力全开的快艇正在追赶盗捕的渔船。快艇上的巡江队员常年游弋在这片水域,守护已经濒临灭绝的江豚。再向南,在某条薄雾笼罩的山路上,一个年轻人正艰难行进,还差1公里就要抵达前方的村庄。他的背包里塞满精心挑选的图书,那是山里孩子了解世界的窗口。

  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公益行动。它们存在于政府和市场力量暂时无法完全顾及的角落,填补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缝隙。它们的长期运转依靠公众支持,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因为种种误解和沟通渠道的缺失,公益与公众相隔甚远。

  如今,互联网正在缩短这种距离。不管是被伊犁鼠兔“萌化”,还是担忧某天黄沙会遮蔽头顶的蓝天,人们只要打开手机,就可以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找到众多与之相关的行动者。他们在平台上集中亮相,拥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空间。人们作出判断后,只需要在屏幕上点下支付键,就能以“捐助人”的身份参与到公益行动中。

  一个北京小伙为保护伊犁鼠兔的项目捐了20元钱,他没法凑到天山的岩石缝边,去观察鼠兔的生存近况。而想要一窥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日常,“99公益日”就是一条位置绝佳的“岩缝”。

  每年9月,中国的互联网公益都会进入“超频模式”。两大平台都选择在9月“造节”,7日-9日是腾讯的“99公益日”,5日-11日是阿里巴巴的“9.5公益周”。

  今年的“99公益日”,创下了“捐款人次超过4800万、公众捐款共17.8亿元”的新纪录,这两项数据都几乎是去年的两倍。数字背后,有商场展板前嗓音沙哑的劝募志愿者,公益机构里累到横七竖八躺在沙发上的年轻员工,还有腾讯公益的35个工位旁12张余温未散的行军床。

  如果考虑“单人多次捐赠”,这场几乎耗尽各方力气和资源的盛典,成绩要打个折扣。对中国超过11亿移动互联网网民来说,公益这个值得被寄予无数期待的社会治理方式,仍然是个小众议题。无论是平台方,还是公益机构,前方依然道阻且长。

 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,让中国民间力量集中爆发,几乎每个人都想为救灾做点事。有人连夜直奔灾区参与救援,用最朴素的方式阐释公益。更多人选择捐款,就连小学生都在操场上排起长队,等待捐出自己的零花钱。

  当时的捐赠渠道,要么是摆在单位门口和学校操场主席台上的捐款箱,要么是一个银行账号,捐款人需要到银行,给公益机构转账。

  事实上,地震发生后,各大“中”字头公募基金会都公布了募捐账号,但等到下午5点50分,汶川地震被确认为7.8级特大地震时,银行已经下班了。

  公众的捐款成本过高,又受到公募资格限制,中国民间公益力量当时处境尴尬:大部分时候只能依靠政府购买服务,或者接受少数“金主”的大额捐赠来维持运转——它们源自草根,却与公众相距甚远。

  罗亚君熟悉这种感觉。由她担任秘书长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(下称“抗战老兵基金”)在2013年成立,第一个月只收到了58人捐出的5.4万多元,其中大部分都来自“熟人”。基金的前身是一家关爱老兵的网站,已经助养的老兵超过1000人,每月的生活费就要50万元。

  “那时都是‘刷脸公益’,很多人捐款是‘卖个面子’。”罗亚君回忆,基金成立初期,钱是最现实的问题,“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活下去”。

  他们只能靠成立机构必需的200万元注册资金,来给受助老兵发放生活费。这些钱全部来自同一家企业的捐助。

  抗战老兵基金成立的第二年,微信支付上线,人们开始习惯不带钱包的生活。罗亚君尝试把老兵项目放到互联网公益平台上,当年就筹得718万元,几十万条捐赠信息多到“一箱A4纸都打印不完”。

  那个当年能直接影响他们生死的企业,这一年捐了90万元。只不过,一切都不一样了,这种他们曾经最担心的“不稳定因素”,此时已经不再至关重要。

  这一年,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共筹得4.28亿元,只是全国1042亿元总捐赠量的零头。和关爱抗战老兵一样,一些小众项目在传统公益圈难以得到关注,虽然1000亿元与他们无关,但那4亿元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,让他们能继续深入重大议题之外的、更广泛、更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细节。

  成立之初,腾讯公益的目标也是“解决公益机构最迫切的需求”,把帮助筹款作为平台最重要的功能。

  2015年第一个“99公益日”,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(下称腾讯基金会)拿出1亿元,按1∶1的比例“配捐”——网友捐出一份善款,腾讯会以相同的金额帮网友再捐一份。

  配捐激励效果十分明显,3天内筹得的公众善款,超过腾讯公益2014年全年的总善款额。一些公益机构的“迫切需求”解决了,3天几乎完成了全年的筹款目标。

  看起来是多方共赢的局面,还是出现了主办方意料之外的状况。一位参与过当年“99公益日”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记得,活动零点启动,天还未亮,第一天的配捐额就要分发殆尽——夜晚人们大多都在熟睡,不可能打开手机捐款,配捐是被公益机构自己“刷”完的。

  随后,媒体报道部分公益机构“套捐”“机器刷捐”,他们用个人甚至是借来的钱,在平台上捐给自己的项目,套取腾讯的配捐,把“公益日”变成“抢钱节”。

  “不要觉得在做好事,就可以超越一切,最终让组织里一群有价值、有理想的人失去信念。”广州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(下称“满天星”)创始人梁海光见识过很多“走火入魔”的同行,“钱得了,人心没了。”

  到了第二个“99公益日”,腾讯公益设置了单笔配捐不超过999元、刷捐判定等机制。这一年,“套捐”“刷捐”被基本遏制,但被互联网冲刷两年后,一些公益机构已经深谙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——“苦、穷、惨”的故事最能让公众慷慨解囊,即使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残酷,但公益项目的图片、标题,以及故事的叙述方式可以追求更煽情。

  客观上,提高筹款效率能更好地帮助受助人,但目的正义、手段不正义的风气对行业的伤害已经初显端倪,“比惨”正逐渐成为公益机构的核心能力之一。一些理性的公益人士担心,劣币驱逐良币,会让真正专业的公益机构失去机会。

  尝尽技术红利的互联网公司,信奉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道理。但这一次,腾讯公益开始思考,缺少价值主张的技术,好的愿望也可能造成可怕的事。

  那届“99公益日”后,他们尝试寻找答案:在公益领域,比高效更值得倡导的,是专业性。

  “一个公益项目能吸引多少善款,最重要的是什么?”在一场腾讯公益的内部会议上,这个问题被抛在所有人面前。

  “最开始我们想催泪指数、感人指数还是明星推广带动效应,最后分析所有因素后,得出的答案是透明度。”在2017年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,腾讯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对场下的听众说。

  2017年第3个“99公益日”前,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“透明化组件”。在此之前,人们在朋友圈打开公益项目的链接后,只能看到项目介绍里各种感人的故事。这一次,项目的善款执行进度和支出明细也出现在产品里。

  这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账目,给公益机构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。很多机构没有专业的财务人员,大家最重要的事是把受助人服务做好,记账只是个边缘工作。腾讯公益要求提供各种明细和汇总时,他们只能对着堆满抽屉的票据,艰难地寻找头绪。

  “我们第一年都做怕了。”梁海光回忆当时的情况。平台要账目后,大到每次物资采购,小到工作人员出差的火车票,都需要整理。机构人员忙不过来,只能临时招实习生帮忙拍照、扫描,最后上传,“一个星期都在搞这个事情,最后才赶上了公益日”。

  那段时间,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“电话经常被打爆”,全是“马上要疯了”的公益伙伴们的吐槽。她总是笑着解释,非常理解大伙儿的“不适应”,“但这是件好事,不是吗?”

  在公益项目的页面上,与项目介绍里图文并茂的感人故事相比,这些财务数字不带任何感情。有人很容易就忽略它,也有人在这里停下来,重新思考是否要点下捐赠按钮。

  “公众看到透明组件,可能会觉得不怎么样。你可以不支持,但是过去这是个黑箱子,你无法判断公益组织到底怎么样。”孙懿告诉记者,“最后的结果就是,优秀的公益组织被耽误,差的公益组织也没有被淘汰。”

  透明化组件上线的第二年,平台找到德勤(全球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),一起给公益机构设计了一个更简单、友好的财务披露模板。机构只需要输入相应的数据,很多账目就会自动计算出来。

  这一年,定期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披露财务,已经成为不少公益机构的日常。梁海光决定招聘一个专业的会计,把更细致的财务公示在平台上。

  机构透明化的成本降低后,“99公益日”的门槛开始抬高。2018年,因为达不到“财披”要求,或者年审报告不合格,1000多个项目被拒之门外。

  “已经那么苦了,为什么还要求那么多?”梁海光经常在微信群里看到同行抱怨。

  做了10年公益,梁海光能感觉到,“干这行不容易”是中国公益圈里最容易找到共鸣的情绪之一。这个群体里的很多人都有过几乎相同的经历:因为一些偶然的人生际遇,受到感染后,被使命感推进公益圈。

  梁海光出生在农村,童年时父亲早逝,他跟着母亲搬到城市。他说当时家旁边的一个图书馆,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后来他辞掉工作创立“满天星”,专注推广农村儿童阅读。

  名牌大学毕业的罗亚君本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,但大三暑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决定却成了拐点。那时她跟着一个纪录片团队拍摄抗战老兵,看到一个个曾经的“民族脊梁”,在被人遗忘中潦倒凋零,就“陷了进去,再也没出来”。

  他们都会直接面对受助人,然后埋头做事,没空抬头张望行业。就像当年驱动着罗亚君的“老兵在风中,我们在路上”的口号一样,这种紧迫感让她无法停下脚步,否则便“心存愧疚”。

  老兵网网站会员最多时有4万多名,大多是全国各地的志愿者。这样一个完全因为志趣聚集,凭激情做事的“兴趣社群”,最开始帮助了不少老兵,并且效率极高。

  “有时半夜某个老兵需要紧急救助,志愿者给论坛版主打个电话,钱很快就到位。”罗亚君回忆。

  因为从没做过“筹款预算”,网站每年接受的“善款”都很充裕。在善款使用上,也是总负责人说了算。“有时一晚上拨出几十万元”,一位网站创始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
  网站对“财务披露”没有明确的规定,全靠志愿者自觉。每次给老兵发放完助养金后,志愿者就会把回执单晒在论坛,但单据延发,甚至不发的情况也时常发生。

  罗亚君记得,当时一个女明星给网站捐了80万元,想要一张收据。因为从没开过“筹款”收据,网站在深圳的志愿者只能去文具店现买了一本。开完后,在场的20多个志愿者又不知道该签谁的名字,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

  各种问题不断出现,几个创办网站的昔日好友,也因为理念分歧,闹到同处一间办公室却互相不说话。最终,这个曾经以光辉形象示人、因民族大义而备受志愿者拥护的明星草根组织,因为一场内讧,以几近闹剧的方式走向了分裂。

  “必须专业化运营。”坐在已经更名的办公室里,经历了整个过程的罗亚君语气坚定。

  从中国民间公益起步的2008年开始,有太多草根组织走过“老兵网”的路。直到现在,在中国公益领域,“草根”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。

  如今,互联网公益为草根组织提供了另一种发展途径,也降低了组织专业性建设的成本。梁海光的微信群里对平台方“要求太多”的抱怨,正变得越来越少。

  “很多连发票都贴不好的公益机构,还自诩草根组织,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。”梁海光说,“好像草根就代表着民间力量,但草根更应该代表生命力。”

  他说“满天星”曾经也很草根,但“慢慢脱离草根,成为一个专业机构,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”。

  “满天星”从成立之初就坚持做第三方年度审计,那时梁海光只是把审计报告挂到官网上。他没想过谁会专门跑到一个小机构的网站,去翻里面的表格和数据。

  他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对方是个企业老板,表示要连续3年给“满天星”捐一笔数额不小的钱。这个老板语气笃定,说自己每年都会看“满天星”的年审报告,“做得很好”——这是他决定捐款的最大动因。

  “其实有一些东西,现在表面上看可能转化率很低,但是做和没做真的有差别。”梁海光说。

  罗亚君现在几乎没有漏掉过一张发票,它们在腾讯公益平台上,随时供任何人查看。她还坚持让一线的志愿者写项目执行情况,然后发现,每次在平台上向公众反馈一次项目执行的长进展后,抗战老兵基金的捐款曲线就会出现一次小波峰,那是来自数十万网友的“至少10万元的复捐”。

  那还是QQ时代,“QQ农场”里有一种只有开通月捐才会送的“爱心果”。一个用户只为种出别人农场里没有的菜,按提示开通了月捐。她根本没有在意每月自动扣除的10元钱,到底去了哪里。

  到第三个月时,她在平台上留言,嘲笑自己是个“傻子”,每月花10元买6个虚拟的种子。但这个时候,她收到了公益机构发来的善款执行反馈,看到一个贫困孤儿能够安心上学,其中就有她每月10元的贡献。

  “10元也就是两听饮料的钱,但却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”这个用户在接受回访时告诉孙意懿。

  现在,这个曾经花钱买虚拟种子的“傻子”,已经成为腾讯公益上一位稳定的月捐人。

  2015年之前,因为没有公募资格,大部分民间公益机构的筹款都被限制在小圈子里。

  “像卖保险的一样,把身边人搜刮了一遍又一遍。”梁海光回忆当时的劝募经历,然后扯动嘴角,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。

  在中国,像“满天星”这样的“社会服务机构”还有39万个,而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只有1600多家。

  根据慈善法规定,不管是“满天星”,还是抗战老兵基金,他们必须和公募基金会合作,才能在公开渠道筹集善款。但在“99公益日”出现前,这种合作鲜有发生,双方就像处在两条平行线上,很难找到交点。

  现在,打开腾讯公益平台,人们会发现这两种机构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起:项目由民间公益机构发起、执行,公募基金会负责接受捐款,并且对项目审核监督。

  在今年的99公益日期间,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(下称妇基会)下“挂靠”了130多个民间公益组织的项目。就在5年前,这个数据还是个位数。

  资助项目部负责人赵光峰告诉记者,作为全国妇联发起的老牌基金会,很长一段时间内,妇基会90%的善款都来自各大国企和外企的捐赠,“比较稳定”。

  妇基会平时的主要工作是运营一些自有的公益项目。这些项目往往都是委托基层妇联执行,可妇联日常要承担很多繁琐的工作,本身又不是专业的公益机构,“尽管他们很努力,但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。”

  “那时妇基会按部就班地把自己的几个项目做好就行,很少跟民间公益组织打交道。”赵光峰告诉记者。

  梁海光还记得,“满天星”成立早期,因为缺钱,他“硬着头皮”找到了一家公募基金会。他摊开精心准备的合作方案,对方却回应他一个“大爷一样的态度”,希望瞬间落空。

  抗战老兵基金当年也是通过一个在公募基金会任理事的熟人,才获得一个宝贵的“专项基金”挂靠名额。

  再到后来,互联网就铺天盖地来了。它的强大之处在于,身处这个时代,没有人能够真正忽略它。

  在互联网公益兴起之初,妇基会曾把自己的项目放到过腾讯公益平台。赵光峰坦承,那时很多“中”字头的公募基金会,都在互联网上“投资”自己的影响力。妇基会最开始“触网”的动力,很大程度上是“看到同行都在做,我们也不能落下”。

  直到2015年“99公益日”前,腾讯公益忽然找到妇基会,告诉他们很多专注家庭领域的公益机构,“做得很好,但是一直缺少基金会支持”。然后提议,双方可以合作,“在平台上试试”。

  当时已经成立接近30年的妇基会,也一直想要“延伸手臂”,让更多群体受益,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契机。

  “不能仅仅依托妇联,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”赵光峰也清楚,比起妇联,律师和心理咨询师在家暴问题上更有发言权。一个为乡村女教师妈妈筛查乳腺癌的项目,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组织显然能做得更细致全面。

  不管是平台方,还是基金会内部的管理制度,都对项目能否上线有着严格的规定。

  “先是项目对接人初审,从项目执行机构的年审报告是否合格,执行能力够不够,到预算合不合规,住宿有没有超标,全要仔细核对。”赵光峰语速加快,“初审之后再由部门负责人审,最后还要部门间互审。”

  每个项目都要经过“三审”流程,结果第一年就有100多个项目涌了进来,到2017年“99公益日”时,妇基会下“挂靠”的项目已经有255个。

  实际上,与民间公益组织“联合劝募”5年来,妇基会从互联网公益筹来的善款只占总筹款额的20%左右,国企和外企的捐赠还是那块最大的蛋糕。

  “这20%的筹款,花费了我们200%的力气。”赵光峰笑笑说,这5年妇基会的员工从40多人,扩充到现在的70多人,“很大一部分全是为了互联网公益”。

  已经在妇基会工作了13年的赵光峰,原本过着相对清闲的生活,人到中年却忽然忙碌起来。不过,他说自己享受这种状态,让他更能体会“公益人”的感觉。

  “大家就觉得痛并快乐,结识那么多优秀的伙伴,又能够让更多人受益,还是挺有意义的事情。”赵光峰说。

  去年,赵光峰负责的一个名叫“超仁妈妈”的项目获得了“中华慈善奖”。项目主要是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女性带头人提供支持,一个山东的妈妈被推荐到“木兰学院”,在北大与国内顶级的女性商业领袖一起上课,学习最先进的组织、财务管理。还有些妈妈会得到出国交流的机会,参加各种女性论坛,从中汲取营养。

  “中国的民间公益不容易,尤其是女性带头的公益组织更不容易。”赵光峰感叹,“作为全国最大的服务女性和家庭的基金会,我们有责任支持这些女性去发展自己的公益事业。”

  对赵光峰来说,不管他有没有察觉,公益进入互联网时代后,他的公益观念已经发生转变。那些像妇基会一样的“官办”基金会,也从过去身处金字塔尖,转变成为底层提供支持的“服务者”。

  现在,与公募基金会接触时,梁海光再也没有遭遇过“大爷脸”,反而是对方变得积极起来。曾经最高占善款10%的管理费,一路降到免费。之前需要1年才能拨付的善款,现在不用催,1个月内就会出现在机构账户里。

  比之前好打交道的还有企业。虽然中国企业每年捐出的善款,都占全国总捐赠额的七成左右,但是这些钱一般都与小型公益组织无关。企业出于品牌传播考虑,很难与缺少影响力的小机构合作。

  梁海光也找过企业“谈协议”,但很少成功。情况在“99公益日”诞生后开始变化,微信每年都会给“公益日”投入流量资源,再加上腾讯品牌背书,企业只要能参加这场“狂欢”,把自己的Logo和腾讯基金会放在一起,公益组织大小对他们来说就不再重要了。

  2017年达到峰值后,妇基会的“挂靠”项目数量已经连续两年下降。到今年“99公益日”时,项目数量比起2017年已经下降超过一半,只有132个。

  一些运行超过1年的项目,一直没有执行报告,在审核时被拒之门外。除了常规的监督审查外,妇基会还会对项目做“延伸审计”,“看看他们项目做得扎不扎实”。

  “我们现在不追求认领多少个项目、跟多少家NGO合作,我们现在追求受益人效果。”赵光峰告诉记者。

  他经常遇到“看起来设计得很好”的项目,筹款也很顺利,但却一直拿不出结项报告。原因往往并不是公益组织“私吞”了这笔钱,而是他们的执行能力不够,“钱拿到了,却没能力办事”。

  事实上,很多民间公益组织都被这个问题困扰:就算是凭透明的财务披露筹到了钱,能不能把项目执行好,怎么才算好?

  在国外,公益行业有很多第三方评估机构,他们会对公益项目的执行效果做独立、专业的评估。但在国内,这个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
  “公益组织的目的不是筹钱,而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。”梁海光说,“专业地、有效地花钱,比挣钱难多了。”

 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,儿童阅读推广的项目有几十个,大部分页面都做得很精良。如果不够仔细,用户很容易就会忽略那个“隐蔽”的“财务披露”入口。没有人知道,到底有多少人错过了“满天星”连办公室水电费都晒出来的发票。

  “如果用户看不出项目间有什么区别,那就说明平台做得还不够好。”孙懿坦言,“我们提供的信息应该支撑用户作出判断。”

  在某种程度上,这个目前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,它的每一处设计细节,都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公益事业航向的微风。

  已经过去的每一年,“99公益日”的数据都会再创新高,人们看到的只有互联网公益越来越高的成就。今年的“99公益日”,最后一天下午,腾讯公益内部拉了一个微信群,名字叫“冰山下的透明探索”。

  “公益现象和数据的背后,如何保持持续的常态才是重要的。”在今年“99公益日”的启动仪式上,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、腾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陈一丹说,“冰山下的状况,慈善组织、公益平台更要关注。”

  腾讯公益高级产品经理余和谦正在测试的新产品里,组织负责人也要“透明”:为什么要做公益,做过哪些公益,这些同样重要。打开项目页面,用户看到的不再只是项目介绍,还要有项目执行效果介绍等。

  这些还躺在余和谦手机里的新功能,都有机会成为公众选择为哪个公益项目捐款的依据。但至少在目前,腾讯公益每天的“极热榜”,捐赠额前3名几乎还是医疗救助类项目。它们的图片也出奇地相似,总是戴着口罩、闭着眼躺在病床上的孩子。

  “这些孩子确实需要紧急救助,但我们担心的是,这些捐款里掺杂了多少冲动成分。”孙懿说。

  去年,平台推出了“冷静器”,试图“阻止”用户捐款——在支付前的一步,平台会强制弹出一个窗口,简单列举项目的“透明”信息,让用户选择是否继续。

  余和谦也很难说清,这个一闪而过的提示到底对“理性捐赠”起了多大作用。这个曾经做过证券和互联网产品经理的“老鸟”,仍然被这个功能刷新认知:从前,他最关心的就是用户量、日活跃用户量等数据。现在,他的工作却与这些数据无关,甚至要抑制它们的上升。

  “从‘冷静器’开始,平台的思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,不再追求量,而是理性、价值。”余和谦告诉记者。

  公益像是社会的一根杠杆,可以把微小的力量聚在一起解决大的社会问题。不管是急需救助的儿童,还是即将灭绝的江豚,或者是一项值得期待的科学研究,都值得人们关心。

  “每个人都有自己关注的领域,很多都会有自己固定捐赠的公益组织。”余和谦回忆,“组织的专业能力怎么样,创始人是什么背景,有什么样的故事,他们讲这些时很自信。”

  今年的“99公益日”,腾讯没有提高配捐金额,还是和去年一样的3.9999亿元。因为捐赠人次上升,平均配捐比例从2015年的1∶1,下降到了1∶0.2。

  “辛苦准备了这么久,就配这么点钱,以后还怎么玩?”9月7日那天,梁海光所在的微信群里,有同行抱怨,“要不是我们这么辛苦劝募,腾讯公益能有今天?”

  梁海光没有在群里发言,“满天星”和这些同行一样,为了公益日,员工加班熬夜,辛苦抢到的配捐也少得可怜。

  “捐款人变多,配捐不可能一直提高,这可能成为以后的常态。”当天晚上,他在一篇观察文章里写道,“通过这个平台,我们与公募方、企业,还有潜在捐赠人的连接成本都变低了,这值得珍惜。趁着这样一个‘节日’,把精力放在与公众连接上,这才是‘99公益日’的意义。”

  也有不少同行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在梁海光的朋友圈里,一些同行已经不再像往年那样喊人捐钱,而是把文案换成了“转发也是爱”。

  “不管是平台、公募方,还是公益机构,行业的生态需要大家共建。”孙懿说,“哪方没有做好,都会成为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。”

  民间公益起步的2008年,中国的捐赠额是1070亿元。到2018年,这个数据上升到1600亿元。而这11年间,中国的GDP增长了3倍。很显然,公益事业的发展速度并不乐观。

  可不管它跑快跑慢,那些相信世界会变好的人们,总是会对这项事业怀有期待。就像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某个项目下1分、1角或者1元的捐赠记录一样,每秒钟都在刷新。

本站文章于2019-09-28 13:45,互联网采集,如有侵权请发邮件联系我们,我们在第一时间删除。 转载请注明:互联网聚光灯下的中邦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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